宋玉环 本报记者 杨兴文

　　“刘老师，这个句子我还是不懂。”刚下课的刘书兰老师还没有坐下，学生傅云雷就紧跟着来到老师办公室。脸色灰白、极度虚弱的刘书兰抓过桌子上的药盒，示意傅云雷先等一会儿，不吃药她就坚持不住了。

　　“你们想把刘老师累死呀？”另一个外语老师忍不住瞪了一眼傅云雷。

　　其实，如果换一个场所，上面含有死亡字眼的谈话是要回避的。

　　15年前，刘书兰因患恶性甲状腺肿瘤而做过一次大手术，两年前又因子宫肌瘤再次大手术，两次都与死亡擦肩而过，而死神却近在咫尺。

　　也许傅云雷天真地认为，癌症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刘老师不是吃了去痛片就跟好人一样吗?

　　的的确确，15年来，刘书兰除手术住院期间外，从来没有耽误过上课，有时工作强度甚至超过正常人。

　　刘书兰说：“生命对我而言早已进入倒计时，只要死神不收留，我就努力完成未尽的工作和事业。”

　　校长岳永江说：“癌症夺不走她的生命，给孩子们上课或许是刘书兰最好的治疗方法。”

　　寒来暑往，忙不完的刘书兰将一个小囊肿“养成”恶性肿瘤

　　1977年，已是巴彦县兴隆镇永和小学教师的刘书兰放弃高考。在她看来，农村更需要老师，尤其是像她这样的外语老师。

　　六七年后，刘书兰不但修完大专课程，还因教学成果突出而被调入兴隆镇第二中学。天生一头金发，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，风华正茂的刘书兰曾被许多人怀疑过她的“汉族身份”。

　　然而就在这时，刘书兰在不经意间感觉到颈部有个黄豆粒大小的肿块，不影响吃喝又不耽误工作。刘书兰因此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———忽视了这个小小的肿块。

　　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，刘书兰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，而那个肿块也在悄然长大。到1994年6月，肿块已长到鸡蛋大小，衣领被支起来，谁看到刘书兰都感觉别扭。

　　在同事和亲友的“逼迫”下，刘书兰来到哈市诊断，当即被确诊为“恶性甲状腺肿瘤”，而且已是晚期。

　　大家瞒着刘书兰，让她回家收拾收拾去手术。学校将刘书兰班主任职务及教学工作交给其他老师，不知情的刘书兰却找到学校理论：“我没犯什么错误，为什么剥夺了教学权利？”老校长叹道：“傻孩子，你该好好地去看病了！”刘书兰自言自语：“一个瘤子，割除不就完了吗？”

　　再次住院，让刘书兰感觉不妙，周围的病友“全是癌症”，却劝她“你的病没那么重，只要手术就好了”。1994年9月12日，教师节过后的第二天，刘书兰终于看到自己的病历，白纸黑字写着“甲状腺肿瘤”。

　　哭过喊过，刘书兰平静下来，既然早晚都是死，何不大大方方地面对现实。她问大夫：“手术后还能活多少年？”大夫说：“我们医院的最高纪录是10年。”“我一定要打破这个纪录！”她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爱人、儿子、父母离不了。教学几乎是她生命的全部，怎能轻易离开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们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刘书兰奇迹般地重返课堂，同学们久久站立，用掌声和泪水欢迎她的归来。一个调皮的孩子当着大伙儿的面向她发誓：“刘老师，我再也不气你了！”

　　难舍学生，15年中教学成为刘书兰抗癌的最佳手段

　　按常理，癌症手术后一定要进行放疗或化疗等辅助治疗。刘书兰却打破这个常规，甚至手术后从未进行过复查。

　　刘书兰说，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病情，不去医院复查，就是怕自己的精神被摧毁，上不了班教不了课。既然癌症是绝症，当然就没有什么特效药，吃一些消炎、撤火、止痛药也没什么不行的。

　　同事们看到，刘书兰的抽屉里，不断有“新药”增加，其中用量最大的是去痛片。为保持精神状态，上课前10分钟，刘书兰一定要吃片去痛药。

　　刘书兰依然是两个班的班主任，平均每天上三四节课。

　　岳永江评价道:“作为一个晚期癌症患者，刘书兰能正常教学已实属不易，而在教学上取得突出成绩就更不容易。”

　　1997年中考，刘书兰的“英语成绩”位居巴彦县首位，此后的每年都名列前茅。刘书兰本人先后荣获“巴彦县英语教师6项基本功大赛一等奖”、“哈尔滨市教育系统劳动模范”、“哈尔滨市中学骨干教师”、“黑龙江省优秀教师”等一系列闪光的荣誉。

　　2000年，刘书兰被任命为教务主任，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，学校没有安排她任课。但刘书兰说：“只有不脱离教学一线，教务主任才能干得更好。”刘书兰更忙了，一晃又是几年时间，让人安慰甚至高兴的是，刘书兰顺利度过“10年大关”，并远远突破那家肿瘤医院同类病人的存活纪录。

　　2007年，命运的大考又一次降临。8月，她被确诊为“子宫肌瘤”。

　　这次重病让刘书兰原本病弱的身体雪上加霜。术后，刘书兰出现恶心、厌食、眩晕、贫血、无力等症状，原本50多公斤的体重减少到40多公斤。人们都清楚，“子宫肌瘤”就是“甲状腺肿瘤”转移的结果，为刘书兰的生命深深担忧。

　　按照医生的嘱咐，手术后至少需静养一个月。可在术后第7天，为对教学工作量化考核进行汇总，刘书兰趴在床上忙了一夜零半天。第9天，学校要对每个教师进行考核，刘书兰强撑起身子非要上班，下楼的几十个台阶，她足足走了15分钟。由于身体虚弱，到校后，她只能半躺在沙发上指挥工作。

　　看到刘书兰的样子，学生们也认为她不能教课了。可就在手术后的第21天，刘书兰再次站在孩子们面前。极度虚弱，刘书兰讲课的声音很小很小，学校就把仅有的一台扩音器搬进她的课堂。孩子们听到的不仅是刘书兰清晰的声音，还有对他们难已割舍的爱恋。两年过去了，死神因刘书兰的坚忍而再次却步。尽管每天的“常用药”由原来的四五种增加到十来种，但只要吃上去痛片，刘书兰就像换了个人一样，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学生面前。

　　岳永江说：“如果说精神能在治病过程中发挥作用，那么教学就是刘书兰病而不倒的精神支柱。”

　　8月底，新学期又开始了。刘书兰镇定地说自己“一年内没事儿”。所以，她又担任了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。“一年内没事儿”，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祈望，但愿刘老师的生命倒计时里还有许多许多的“一年又一年”。